| IPTV作為傳統(tǒng)廣播電視在互聯(lián)網發(fā)展技術浪潮中的一種新的服務，在全球眾多國家中都存在。經過十多年在技術和用戶層面的發(fā)展，已經成為一種成熟的服務被廣泛應用，可實現回看、時移、點播、直播等功能。IPTV回看引起的訴訟以及被認定為不同的法律責任引發(fā)了不少爭議。 此前，杭州互聯(lián)網法院和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在短時間內出現兩起案情近似但結論完全相左的判決，使得相關問題又被廣泛討論。相關爭議主要集中在IPTV回看到底落入信網權還是歸廣播權如果構成侵權，內容集成運營方和專線傳輸接入方之間在侵權行為中的作用和責任如何承擔。本文通過對相關理論和判決的梳理，以期總結出其中的分歧所在，從法律端進一步厘清該問題的性質和所涉主體的責任。 一、IPTV及IPTV回看概述 IPTV（Internet protocol TV）又稱交互式網絡電視，不同于有線電視、數字電視或網絡電視，其可以實現廣播電視直播、專線網絡直播和專線回看等功能。IPTV系統(tǒng)由前端、網絡傳輸和終端設備三部分組成，用戶需要安裝電信運營商相應的設備，開通相應的服務后方可使用，并非所有的廣播電視用戶或網絡用戶都可以享受服務。IPTV是電信網、廣播電視網和互聯(lián)網三網融合的產物，存在政策和技術因素，一般主要涉及主體含內容集成運營方、專線傳輸接入運營方兩大類主體，前者為經廣播電視局批準的提供以電視機為接收終端的信息網絡傳播視聽節(jié)目業(yè)務，后者為經廣播電視局批注的具有IPTV傳輸服務許可的企業(yè)。 2015年，國務院印發(fā)《三網融合推廣方案》，“三網融合”結束試點階段，在全國范國內正式全面推廣。內容集成運營是由中央電視臺會同地方電視臺聯(lián)合建設，IPTV集成播控總平臺主要負責全國性節(jié)目源的集成、分發(fā)和播出情況監(jiān)看，IPTV集成播控分平臺主要負責本地區(qū)節(jié)目源的集成和播出情況監(jiān)看。專線傳輸接入運營主要由聯(lián)通、移動和電信等通信運營商提供。IPTV回看是IPTV可以實現的功能之一，是通過將接收的廣播信號內容存儲在本地，并在指定的時間過后覆蓋刪除的操作，從而實現用戶可以在指定時間內隨時觀看相關節(jié)目內容。 二、廣播權、信網權及其區(qū)別 廣播權，具體到本文分析的IPTV回看內容，主要討論其前兩層意思，即以無線方式公開廣播或者傳播作品，以有線傳播或者轉播的方式向公眾傳播廣播的作品，暫不討論IPTV回看一般不涉及的擴音器等傳播、轉播情形。我國《著作權法》關于廣播權的定義直接來源于《伯爾尼公約》，而伯爾尼公約關于廣播權的規(guī)定出現于羅馬修訂文本中，因此條款是基于當時的技術情況進行規(guī)范的，與當下的技術實際存在不能完全覆蓋的情況。由法律規(guī)定可以看出，直播時廣播權指以無線的方式廣播或者傳播作品，轉播指通過其他有線方式傳播廣播的作品。而IPTV直播時是通過接收廣播信號接入互聯(lián)網有線傳播，廣播是通過信號單向傳輸的，不具有交互性，即廣播內容是根據廣播組織者的安排在特定時間進行，用戶沒有選擇權。 信息網絡傳播權，即以有線或者無線方式向公眾提供作品，使公眾可以在其個人選定的時間和地點獲得作品的權利。信網權的特點在于交互性，即用戶具有獲取內容的選擇權。 廣播權和信網權，在傳輸方式上隨著技術的發(fā)展，有一定的重合性，區(qū)分日漸艱難和存在模糊地帶，如廣播主體也大量的通過有線網絡轉播廣播內容。IPTV回看，是用戶可以選擇回看前幾日的內容，但僅限于當日起前推幾日，超期后則無法觀看。那么，此種情形是屬于交互還是非交互呢？可回看幾小時、1日、3日或7日，是否有本質區(qū)分呢？此問題的討論，一方面是法律層面規(guī)定問題，另一方面涉及到產業(yè)發(fā)展和政策問題、經濟利益分配問題。 僅從法律層面嚴格分析，本文認為，但凡用戶可以在廣播內容直播的時間后選擇回看，即應視為具有交互性，落入到信網權范疇。信網權的交互性并不要求所有人在所有時間、所有地點均可以實現交互，交互時間的限制、地域的限制等，并不影響交互性落入信網權范圍。 三、IPTV回看法律性質之爭 IPTV回看問題產生的根源在于隨著網絡技術的發(fā)展，廣播組織者的市場份額和利益受到了擠壓，由此尋求新的發(fā)展。在三網融合和國家政策層面支持的情況下，出現了廣播內容可以點播、回看等功能。由此導致信網權權利方和IPTV回看服務提供方兩大利益群體之間的博弈，著作權法是為了在保護部分主體利益的情況下實現社會文化的繁榮與發(fā)展。而侵權、糾紛的出現又多是因利益、權利被侵害所導致。那么具體到IPTV中，電視端的回看是否侵害了交互式網絡端傳播的信網權呢？就此問題理論界和司法實踐中均存在不同的聲音。 （一）理論界觀點 關于IPTV回看是否構成侵害信網權，理論界存在爭議，如王遷老師認為IPTV回看完全落入到了信網權的構成要素，即向公眾提供作品，公眾可以在個人選定的時間地點觀看，構成侵害信網權；熊文聰老師認為①交互性與非交互性之間有一個模糊地帶；②即使電視端有回看功能，也不會對網絡端用戶造成實質的影響，不會分流用戶；③二者權限分明，且可以通過約定排除；④符合產業(yè)政策和公共利益，綜前述不構成侵權；祝建軍法官在評述案件中表明，IPTV在直播時屬于廣播權范疇，而在回看時則屬于信網權所規(guī)定的交互式行為。鮑征燁博士認為，交互式傳播的選定時間和地點，主要針對的是傳播者傳播時接收者的接收時間、地點選擇權，IPTV回看的幾天后無法回看之時間限制無法改變交互性的本質，認為IPTV時移和回看均屬于信網權規(guī)制的范疇。綜前述，理論界主流觀點認為IPTV回看構成信網權，而非廣播權。個別學者認為不構成侵害信網權，也主要是從產業(yè)政策及發(fā)展角度分析。 （二）司法實踐層面 1、認為構成侵害信網權 原告愛奇藝與被告愛上電視公司、聯(lián)通公司信網權糾紛案[(2019)京73民終3696號]中，原告為《羋月傳》電視劇合法權利人，擁有信息網絡傳播權。法院查明，用戶可在滿足安裝機頂盒，開通服務后通過IPTV電視進行7日內容回看。被告系央視國際網絡公司控股子公司，經央視國際網絡公司授權開展IPTV業(yè)務，且其與重慶電視臺、湖南電視臺等均簽訂有合作協(xié)議，可以集成、分發(fā)前述電視臺的衛(wèi)視頻道及相關節(jié)目。法院認為，首先，愛上公司提供的“回看”服務為用戶提供了一種回溯式的、可重復的觀看體驗，用戶可在相應時間段內按照其選定的時間和地點通過點擊“回看”獲取涉案作品，故被訴行為落入了信息網絡傳播權的控制范圍。二審法院以相同事實和法律依據維持判決。 原告樂視網訴中國電信深圳公司等侵害信網權案[（2014）深中法知民終字第328號]中，原告享有電視劇《男人幫》的信網權，被告在IPTV中提供回看，經審理法院認為此種回看為用戶選擇時間地點接收內容提供了交互權利，接入網絡實現的回看構成侵害信網權，且被告之間對侵權行為屬于共同侵權。 根據案例顯示，認定構成侵害信網權的案件中，法院一般是直接從涉案行為的性質進行分析，匹配落入信網權的法律要件，并未就被告提供的三網融合相關政策、央視集成授權以及廣播信號等進行分析，也未從產業(yè)發(fā)展等層面進行探討，僅是法律層面的就事論事。 2、認為屬于廣播權 原告樂視網訴中國電信杭州分公司侵害信網權案[（2018）浙0192民初4603號]中，原告為《羋月傳》電視劇信網權獨家權利方，被告提供服務的IPTV電視可實現《羋月傳》電視劇3天回放功能。 法院認為，首先要考慮產業(yè)政策，三網融合的新業(yè)態(tài)和政策、技術中立因素；其次，法律層面上，IPTV回看的內容是電視廣播信號指定時間內的回看，傳播途徑是通過專網進行，回看時間僅為3天而并非任何時間均可實現交互性；再次，從技術上分析，IPTV為互聯(lián)網之外的專網，內容來源于廣播信號，應屬于廣播權二次利用范疇；最后，從利益平衡角度分析，IPTV回看符合產業(yè)政策，且并未侵蝕信網權的蛋糕。綜合前述，法院駁回原告訴訟請求。本案判決中，法院進行了大量的說理，除了法律層面分析外，大量分析產業(yè)政策和利益平衡問題。 本文認為此種分析是值得肯定的，判決的背后是商業(yè)模式和商業(yè)利益，在法律的框架內要充分考慮判決的社會效果和影響，情理兼?zhèn)?。但是，具體到本案，著作權法的目的是為了保護作者的著作權，從而達到鼓勵創(chuàng)作，豐富文化創(chuàng)作和傳播，如果該等行為是法律明確禁止的，那即使符合產業(yè)發(fā)展，也應在法律被修訂之前，適用法律的規(guī)定。 原告樂視網訴廣州珠江數碼集團侵害信網權案[（2013）穗中法知民終字第1173號]中，原告經授權取得電視劇《密使》的信網權，被告經浙江廣播電視集團節(jié)目覆蓋辦公室授權頻道信號，被告可自行傳輸給用戶，同意錄播、點播、回看?，F原告起訴主張點播、回看行為屬于信網權范疇。法院經審理認為，首先，被告主體資格符合廣播權實施主體特殊資格的要求；其次，浙江衛(wèi)視將廣播信號授權給被告，被告存儲后重復使用，也是廣播權范圍內；最后，對象僅限開通相關業(yè)務的電視用戶，并非不特定用戶，不符合信網權的構成要件。最終，法院駁回原告全部訴請。 四、利益劃分問題及影響 IPTV是技術發(fā)展和產業(yè)繼續(xù)生存發(fā)展的產物，隨著互聯(lián)網的發(fā)展，TV已經無法安于僅提供接收廣播信號并實時播放特定內容的服務，要么求變，要么被時代淘汰。IPTV中的回看等功能，一定程度實現了交互性，規(guī)避了廣播實時性、單方傳輸的弊端，從而可以獲取部分有回看需求的用戶。有觀點認為由于其技術、設備的固定性，即使有回看功能，對于網絡用戶的替代性也是極其有限的。 本文同樣認為IPTV的回看功能對于信網權的影響是很有限的，尤其投屏技術成熟且廣泛應用的情況下，電視劇、電影等內容網絡傳播普及的情況下，電視即使具有回看功能，分流的用戶也是極其有限的，更多的是提高了原有用戶的觀看量情況。 但是，本文同樣認為利益劃分對于具體案件的賠償等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無法影響IPTV回看的法律定性，在具體行為是信網權規(guī)制的情況下，即應該認定侵權，而不能通過產業(yè)支持等因素導致與法律規(guī)定相左。并且此類情況完全可以通過市場去調節(jié)，行為產生之初可能會存在劃分不清、糾紛的情形，但隨著爭議的產生，相關利益主體已經通過合同端對權利的授予和利益劃分進行了約定。求變謀生存應該是在法律的框架之內的，如紙質圖書市場目前也受到了數字化閱讀的沖擊，專有出版權權利方也不能因此而在未獲得信網權的情況下直接將紙質書通過信息網絡進行傳播。美國也有IPTV類似的業(yè)務，但此類服務商主動存儲回看的業(yè)務均是需要取得公開表演權（可以實現規(guī)范廣播權和信網權的行為）等權利之后而進行傳播的，其他如提供設備具有相關的錄制存儲功能等，而具體由用戶操作和選擇是否錄制的行為，通過“實質性非侵權用途”和“合理使用”等進行抗辯，也即“基于意志”的行為規(guī)則。不過也存在爭議，如“Aereo案”在地區(qū)法院和第二巡回法院駁回原告關于構成侵害公開表演權的主張后，聯(lián)邦最高法院又認定構成侵權。 關于授權的條款約定，如樂視取得的授權書中明確，“信息網絡傳播權,指以有線或者無線方式向公眾提供作品,通過各種傳輸技術和傳輸網絡進行傳輸,在不同地理場所,以計算機、電視機、手持移動設備、機頂盒、播放器等為接收終端或顯示終端,為公眾提供包括但不限于網絡點播、直播(不包括傳統(tǒng)電視頻道播映權)、輪播、廣播、下載、IPTV、交互式數字電視的方式進行傳播的權利和與之相關的復制權、銷特權、發(fā)行權、放映權及相應增值業(yè)務等權利,轉授權之權利。”，因此，此等我國現行《著作權法》技術主義立法路徑的缺陷，在現階段可以通過市場經營主體的自主行為進行調節(jié)，通過協(xié)議取得相關授權，進行明確約定即可。 五、IPTV回看業(yè)務提供方責任 就IPTV回看業(yè)務服務提供所涉方，如果認定構成侵權，那么專線傳輸接入運營方也即通信運營商而言，是屬于共同侵權、間接侵權還是不侵權呢？也是存在很多爭議。《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害信息網絡傳播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中規(guī)定，視網絡服務提供者的具體行為可認為構成共同侵權或間接侵權、不侵權。IPTV回看內容由內容集成方負責接入，專線接入傳輸方主要負責網絡及技術服務。本文認為，應適用一般的平臺責任判斷專線接入傳輸方的責任，適用通知刪除規(guī)則，原則應認定屬于提供技術服務。將版權的授權情況前置審查不現實，且賦予了過高的注意義務。司法實踐中就此也存在爭議，有的判決中IPTV內容和專線提供方屬于分工合作的共同侵權，也有大量的判例認為屬于提供技術服務。 如樂視網與中國電信深圳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糾紛再審復查與審判監(jiān)督民事裁定書[（2014）粵高法民三申字第96號]中法院認為，中國電信深圳公司不僅給百視通公司提供網絡接口，設立專項鏈接，而且該鏈接所對應的頻道為“點播” 頻道。根據他們雙方之間的協(xié)議約定，百視通公司與中國電信深圳公司之間實行分工合作、以聯(lián)合運營品牌的形式共同經營IPTV業(yè)務，并共同分配由此獲得的經濟利益，應共同承擔侵權責任。 在北京網尚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訴中國電信海南公司侵害信網權案[（2012）瓊民三終字第26號]中，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中國電信海南公司作為網絡運營商，負責IPTV業(yè)務的技術管理，為內容提供方的內容提供接入、傳輸、傳送等技術、設施支持的幫助行為，內容存儲于內容提供方服務器，提供技術支持的行為不構成直接的信息網絡傳播行為。 綜上述，盡管理論和司法實踐中對于IPTV回看的法律定性和所涉主體之間責任認定仍存在較大的爭議，且該等爭議在短期內無法完全解決。在現有的法律規(guī)定下，回看屬于信網權范疇應占主流觀點，而專線接入提供方原則上應屬于技術提供方，除非可以證明其與內容提供方存在共同提供侵權作品。由于立法技術問題和社會發(fā)展情況導致很多爭議不可避免，且這種情況并非只有我國存在的個案，是大多數國家普遍面臨的問題。但相信至少IPTV回看業(yè)務在該等爭議的指導之下，現實中的利益相關方在實際經營中對此已有了足夠的重視。作品版權方、廣播權采購方、信網權采購方等之間會通過協(xié)議對具體的權利、傳播形式、實踐分類等結合定價等進行詳細的約定，從而減少該等問題的出現。 而作為法律工作者，不能因為產業(yè)政策和法律規(guī)定存在沖突時，就貿然試圖通過以利于自己主張的方向去解釋法律，應從立法目的、法律體系等綜合、客觀的適用法律，部分問題完全可以交由市場去調節(jié)。 （本文為授權發(fā)布，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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